明清时期我国烟草迅速发展的原因浅析

明清时期我国烟草迅速发展的原因浅析

        烟草是于明中后期传人我国的美洲作物的一种。它一经进人我国境内，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到了明末清初已经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种现象的出现跟当时的经济背景、自然条件以及社会因素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经济因素
　　（一）时代经济背景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明末清初，国内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为它的传播引种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背景。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了社会分工才使得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关系由商品经济以前的结合在一起发展到各自相对独立，于是出现了专门的农业，其结果就是不仅能引起农业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同时也引起了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
　　明中后期，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烟草最初在我国的种植加工是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其生产目的也是为了各自吸食的需要。但很快便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各地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从事烟草种植加工的农业区域和城镇。烟草和烟草制品也很快参与了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纳人了商品经济生产的轨道。这种交换无疑为它的传播引种大幅度地拓宽了空间，缩短了时间，即使在“山多地狭”的福建山区在清朝乾嘉时期就已经是“百里所产，常供数省之用”。可见烟草的外销范围是相当广阔的。这些地方又可以用贩烟所获银两从它处购运粮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烟农们解除了后顾之优。于是烟草生产飞快发展，并逐渐影响到周围诸省和全国其它地区。
　　可以这样说，烟草在国内能有如此迅速的传播，与烟草生产发达较早的闽广二省经济上的强烈辐射是不无关系的，在早期的历史文献中关于烟草“传于闽广”之类的说法也是很多的。还有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山西曲沃。明末清初烟草由福建传人此地后，颇为贫穷的当地农民就靠种植烟草有了起色。随着产品交换的发展，致使山西省的并、代、汾、潞诸州均有相当规模的种植。
　　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地区间商品交换日益频繁，这对烟草生产发展和烟草业地理分布所带来的一个明显效应便是一些省区的交界处烟草种植加工往往比较发达，最为典型的便是闽、粤、赣三省的交接地带。这个地区虽然山势起伏，交通不便，但它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十分频繁，粤北南雄州、粤东的嘉应州、潮州府和赣东南的赣州府、宁都府等府州烟草生产的发展就是直接受闽西南的汀州府和龙岩州的影响，这个地区在明末和整个清代烟草生产都是相当发达的，出现了多个专业种植区，曾一度是我国烟草生产的重心所在。如果不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减小了自然地理障碍，这种现象恐怕是难以出现的。
　　（二）种烟的有利可图
　　可以说这是刺激烟草迅速普及和大规模生产的最直接的原因。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明清地方志和其它史籍中是随处可见的。杨士聪在其《玉堂荟记》里就曾说到北方部分地区“一亩之收可敌田十亩”。如果说这种说法带有文学色彩，会有夸张成份的话，那么，四川郸县“种烟所得过稻三倍”则应是可信的。若要再说到“千钱易烟半斛”的令人眼热的价钱，那么各地唯利是趋，竟相效仿，甚至不惜以良田为之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社会因素
　　（一）文人学士的煽风点火
　　烟草作为一种嗜食作物，有一种特殊的功能，能提神醒脑，解除疲劳，吸之能令人“通体畅快，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它继酒茶以后成为文人学士又一种咏诗作赋的佐料。
　　殊不知，他们的此举对吸烟风气的流行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然后又导致了烟草生产的快速发展，著名史学家和诗人赵翼喜吸早烟，他曾以极其诙谐的笔调写过一首以吃烟为题材的戏咏：
　　淡巴味不入咸酸，偏惹相思欲断难。
　　岂学仙能吸云雾，几令人变黑心肝。
　　喷浮银管香驱秽，暖入丹田气避寒。
　　赢得先生夸老健，鼻炎出火孩旁观。
　　清人何其伟有一首名为《爱筠索咏烟筒》的诗，抒发了他对吸烟解闷功能的感受：
　　笑问今天下，何人可暂离？亦知无甚味，只是苦相思。
　　客在清谈后，愁来冷坐时。茶囊和酒袋，亲狎弗如伊。
　　明清人的诗文集中，也不乏反映烟草大量占用粮田和农工弊害的作品。例如清代刘汉和张翔凤两位诗人都写过题为“种烟行”的长诗，诗中就透露了两位诗人对烟草种植过分膨胀情况的优心忡仲。前者在诗中写到“新谷在场欲糜烂，小麦未播播已晚；问何不敛复不耕，汲水磨刀烟上版”。“愚民废农偏种烟，五谷不胜烟值钱”。后者的《种烟行诗》则为：“沙田种烟烟叶瘐，山田种烟烟叶枯。根长全赖地肥力，气厚丰籍土膏腴。可怜力溥苗叶短，不似烟叶高扶疏。种烟利厚争者众，有田不稼将何如？虽然言辞恳切，似发自切肤之痛，但是这比起前者来 不但数量少，影响力也远不够，在那种时代背景下，这些诗人其实已与秋后寒蝉无异。
　　（二）为官者的欲盖弥彰
　　几乎是从传入开始，烟草便受到反对吸烟者的抵制，明末崇祯皇帝便是主张禁烟的，虽然法令严肃，曾经因此杀过人，但民间偷吸和引种的现象丝毫没有减弱之势，后由洪承畴奏请，禁令又告解除，这样一紧一松，使得到了顺治年初，天下是“贩者辐转，种者复广”。
　　满清人关以前，烟草便已在关外流行，清太宗皇太极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实行禁烟的皇帝。早在1635年以前就明令禁烟：“朕所以禁用烟者，或有穷乏之家，其仆从皆穷乏无衣，犹买烟自用，故禁之耳。”清太宗皇太极不但禁止一般平民吸烟，可贵的是他还身体力行，亲自查办“不遵烟禁犹自擅用者”的王公大臣。可是尽管清太宗禁烟十分认真，实际上并未收到多大成效 尤其是以多尔衮为首的皇族高官完全置禁令于不顾。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下，清太宗最终还是撤销了禁烟令，只是不出境贩卖就行了：“前所定禁烟之令，其种者用者，屡行申饬。近见大臣等犹然用之，以至小民效尤不止，故行开禁。凡欲用烟者，惟许自种而用之，若边货卖者处死。言语之中，可见清太宗所处的是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旦禁令消除，可以想见是会伴随着一阵种烟高潮的。
　　顺治朝实由多尔衰摄政，未见禁烟。从康熙朝起名为“烟禁”其实只流于一种道德上的说教和劝戒，实际上是收不到任何效果的。
　　乾隆时期，政府对种烟的态度已经变得模棱两可了。嘉庆以后清政府对禁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连起码的局部禁止都已取消，反倒成了烟草种植的保护神。道光以后鸦片流毒开始人侵中华大地，矛盾的主要方面遂转至鸦片，朝野上下禁烟的呼声也就逐渐消失了。
　　清代中下级官吏对烟草业的态度也是截然相反，反对的有如江苏监生周研等 赞成的有如云南蒙化府知府魏成汉，他鉴于蒙化山多田少，种烟利润又较它业为高，禁之则民生多艰，于是奏请不禁，因此深得百姓称颂。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 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生理上讲，有人认为对身体有害，而有人则注重它的祛瘴去寒的药用功能；从经济角度讲，有人认为它徒耗钱财，有人则认为它可补五谷之不足。
　　纵观明清两代，为官者对种烟的态度一直是莫衷一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但不能有补于控制烟草种植的恶性膨胀，反而从反面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
　　三、自然因素
　　首先从生物角度讲，烟草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历史时期我国除了边疆部分省区新、藏、青、蒙等没有种植或种之甚少微不足道以外，其他内地诸省区均有不同规模的生产。从气候适应力方面来看，到民国时期，我国烟草种植的北限已经达北纬48度附近区域。内陆气候干燥的甘肃等省在历史时期均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尤其是甘肃兰州及附近诸县的烟草种植和水烟加工堪称在全国首屈一指。
　　再从土壤地形条件看，山多地狭的闽西南山区是它最早的引种地。成都平原是后来居上者，云贵二省的高原地带到清末民初已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烟区并继而发展成我国著名的烤烟生产加工区。我国土壤资源丰富，地域差别大，烟草几乎是随处可种，而且随着土质的不同和地形条件的不同，所产烟的品味也不一样，这是形成各地特点不一的名烟的自然地理基础。我国广大南方栽植的基本全是红花烟草，但是各地所产烟的品质则不一样，如广东南雄府虽然于乾隆年间才引种烟草，但是因为该地的页岩风化紫色土正好适宜种烟，于是成为粤省烟叶的代表。再如浙江新昌县山区是砂质壤土，微含有机物，排水灵便，所产烟叶叶片微密厚实，芳香鲜美是浙省最为著名的烟叶。另外还有如江西广丰烟叶，体大、叶厚、色深、含油量高、味纯。而湖南湘潭宁乡一带则是体薄色淡，在当时科技农业还未出现的情况下，决定烟叶质量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是气候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正如陈琼在其《烟草谱 》里讲到“建烟” 时所说“……闽中以百里所产，常供数省之用，非人力独勤，种植独饶，良地，由气使然也”。
　　总之，纵观烟草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它基本上走过的是由山坡隙地到平原沃土，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历程，并在各地形成独特风味，也因此活跃了国内的烟叶市场，拓宽了交换的时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