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黄鹤楼”

　　父亲节那天，我还没来得及打电话问候，老家却打来电话说父亲已出现手脚麻木，言词不清，大脑昏厥。经医生诊断是“小中风”，并且告知从今后不能再沾烟酒。

　　父亲今年年近九旬，早已是入黄土的人了。从15岁那年起就开始吸烟，至今已过半个多世纪的烟龄了。父亲一生就是老老实实的种田人，没有其它嗜好，从不沾酒，唯独对烟情有独钟。听说以后再不能吸烟了，看着口袋的“黄鹤楼”，他老人家比生病还要难受。

　　记得小时候，父亲和家人起早贪黑都在生产队做工，为父亲买烟的艰巨任务自然就落在我的肩上。当时每个生产大队（现在叫村）只允许大队部办代销点，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群众不准干任何副业。由于大队贫穷落后，连开代销点的资金也无法筹到，所以，为父亲买烟还要跑到3公里以外的邻近大队。不过远点也非常乐意，一来可以不用在家里干活，借机可以偷偷懒；二来还可以顺便买一分钱糖吃，犒劳犒劳自己，可谓一举两得。

　　父亲那时吸烟只认准一个牌子，就是武汉烟厂生产的“大公鸡”。当时只有1角5分一包，其它好一点还有“圆球”、“新华”和“游泳”，但父亲从来没有叫我买过。记得有一次，我看父亲天天抽“大公鸡”，为了“讨好”父亲，就骗父亲这个牌子卖完了。懵懂的我，多花了五分钱，擅自买了一包“圆球”，结果却遭到父亲狠狠地训叱了一顿，好心没得到好报，这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后来才知道，父亲并不是不喜欢吸“圆球”，而是我们家庭兄弟姊妹多，怕多花钱，不敢吸这种当时俗称的“干部烟”。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尽量地克扣自己，当时一个强壮劳动力做一天工只有2角多钱，父亲怎能舍得一天的工钱。全家四、五个劳动力一年全勤下来也只有300多元。所以，现在想起来也非常能理解父亲当时狠狠训叱的心情。

　　父亲吸烟也不是非常厉害，一包烟规定了要吸两天。所以，我每次都盼望父亲早一点吸完，好“偷偷懒”和“犒劳自己”。尽管家里很穷，母亲生前也并不阻拦父亲吸烟，认为吸烟是男人的一种本色，是撑起家庭的一种象征。后来家庭条件逐步好转，父亲也开始把香烟的档次提高了。“干部烟”也偶尔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包括前几年的“红金龙”，现在的“黄鹤楼”也相继装进了口袋。

　　自从我从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烟草公司上班，父亲就认为吸烟有了“靠山”，时不时盼望每月能有两条“黄鹤楼”。当然，做儿子的也应该尽这份“责任”。时间一长，父亲的计划难免也会落空，但父亲从来没有“怪罪”过。现在的日子好多了，逢年过节，我每次带回去的“黄鹤楼”父亲总是舍不得抽，总要珍藏好一段时间才拿到批发部换回他“喜欢”的“红金龙”。看着父亲对“黄鹤楼”这么珍爱，有时，我有意把“黄鹤楼”拆散带回去，好让父亲真正的品尝品尝，父亲也像吃“小麻油”一样，一包烟皱皱巴巴的要抽好几天，同时拿着“黄鹤楼”到处在全村“显摆”。再后来，父亲也从不找我要烟了。他老人家也知道我也是“养家糊口”的人了，小孩正在读书，将来还要找工作……

　　如今，父亲生病了，看着他老人家对“黄鹤楼”“恋恋不舍”的感情，我不免有点责怪自己以前对父亲的“计划”落空，看着他老人家佝偻的身躯，印证了人世间的沧桑巨变。人生是多么的渺小，犹如沧海一粟，当命运降临的时候，谁也无法改变。

　　真可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