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战时烟草专卖

　　自从清末对烟制品逐渐增加税收以来，烟草税收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抗战开始以后财政支绌，日益窘困，借专卖以充裕国库，实为实行专卖之主旨。同时，受到国际上许多国家实行烟草专卖之影响，加强了“寓禁于征”的政策。

　　战时卷烟生产及其市场有其特殊环境。国产烟卷之制造，多集中于上海、沈阳、哈尔滨、香港、汉口、天津等地，随着这些大城市相继沦陷，运销多遭封锁。同时，人口向内地转移，后方之卷烟货源枯竭，供不应求。然而，后方烟叶资源极为丰富，虽然制造技术未奠基础，但受市场需求之激发，各地手工卷烟、土制雪茄和小卷烟厂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卷烟工业畸形发展。虽然就烟制品产量而言甚为可观，可弥补供应之不足，但设备简陋，组织涣散，产品低劣，而且由于运输之困难和中间商人之盘剥，出厂价和零售价往往相差两倍以上，不仅大量漏税，影响财政收入，而且损害消费者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冠冕堂皇地声明集中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推行专卖制度。

　　按照当时的设计，开办中国烟草专卖，是要借鉴欧洲及日本的经验，实现专卖之“真义”，好所谓完全意义上的专卖—对专卖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统一筹划，全归政府专营。战时烟草专卖条例及其各项实施细则，虽然对有关事项规定得相当详尽，但许多是脱离实际的，难以实现。其一，受财力之限制，政府不可能将烟草及其制品统统收购起来然后再分配发卖；其二，战时环境恶劣，运输极为困难。随着烤烟产区鲁、豫、皖等省相继沦陷，西南各制烟厂在生产能力上虽远不及东南沿海，但都有原料缺乏之虞。手工小卷烟厂遍布各地（在原料上多利用烟叶，就地取材），十分分散，有的地方大一些的村镇就有几家烟厂，制造卷烟科可以视作为农民的副业生产，政府很难以行政手段将他们集中管理起来。

　　综合当时主客观各方面条件，战时烟草专卖实难推行，其结果仅限于对专卖物品的暂时管制。惟贴印花收部一项，推行尚可，政府也从中得到收益。战时烟类专卖历时两年有余，共征收专卖利益1928188479元（含薰烟叶专卖利益在内）。1945年初，官僚集团内部矛盾空前激化，专卖体制本身也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诸如黑市问题），政府不得不调整税制，简化机构，废止专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