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诅咒的酒之“灵魂蒙汗药”

    酒之所以和中国文人沆瀣一气，除了上述生理方面的因素，还有心理原因——酒的内在特性正好暗合了中国文人除了生理满足以外的双重人格需求。中国历史一直就是地痞、恶棍坐天下，文人始终处于被招安和被压制状态。在专制主义的重压之下，中国文人普遍人格分裂，特别是那些屈原似的、怀才不遇的“伪隐士”，带有双重人格面具，一是天性懦弱、委琐，“女性化”严重，而且是“怨妇”、“小妾”心态。二是理想主义和现实的格格不入，塑造其反叛和乖戾的性格。这两个沉重的人格面具在酒精的作用下都可以暂时卸下来，惟有酒可以担当此任，酒可以浇愁，求得暂时的麻木与忘却；酒还可以壮胆，让他们借酒发疯。酒暂时让人性回归，活得像个人样。这样，文人们得以在醉态中展露其率性、勇气和才情，敢于将喜、怒、哀、愁溢于言表，并且超水平发挥，写出那些期期艾艾、名垂千古的篇章。 

    中国历史上，酒和文人的典故实在是浩若烟海，不妨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最典型的几个“瘾君子”到底是些什么样的货色，酒和文人的人格塑造是什么关系，灿烂的中国酒文化和同样灿烂的中国文学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吧。 

    “五花马，千金裘，呼尔将出换美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是历史上著名“诗仙”兼“酒仙”李白自己描绘的畅饮情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再看看李白这只鸟：狂欢、豪赌、奢侈、狎妓、纵情于酒色山水之中，又恃才放犷、擅骑射、弄刀剑、炫武功、四处游荡。可以说，“酒”孕育和催生了李白的才情和倜傥，也同时塑造了他的人格，摧毁了他的命运。李白是个酒精受害者的典型。 

    在酒醉后，李白常常折冲樽俎，狂傲不羁，轻佻礼疏，甚至在皇上面前也如此。唐天宝初年春一日，唐玄宗与贵妃在兴庆宫沉香亭畔赏牡丹，忽听楼上李白饮酒狂歌：“三杯通大道，一半合自然。但得酒中趣，莫为醒者传。”太监连忙上楼大呼：“奉旨宣李学士见驾！”谁知李白全然不理，只说：“我醉欲眠君且去。”太监无奈，只得扶他进兴庆宫。玄宗见李白烂醉，忙命宫女含水喷其面，并亲自递来醒酒汤，李白睁眼一看，便要玄宗赐酒。玄宗关切地说：“你刚清醒，再醉怎办？”李白答曰：“臣斗酒诗百篇，醉后诗如泉。” 

    瞧瞧，这个流氓成性的诗人已经腐化堕落到何种地步！与其说李白是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还不如说他是个伟大的流氓行为艺术家，他的诗歌正是其“流氓自供状”！这样一个整天烂醉如泥、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酒疯子”又怎么能够胜任社会公职？按照现在的话来说，至少在官场的那一段时间，李白怎么也算一个“高级公务员”了，但他的言行完全脱离了一个人民公仆的标准，至少触犯了多项党纪：狂妄自大、擅离职守、斗志消退（大吃大喝）、生活糜烂（包二奶）……要受到纪委“双规”，甚至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 

    酒对文人而言，是逃避，是抚慰，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将进酒》），却无法是解脱，更无法让其觉醒——因为一个真正的“醒者”，知道酒这个东西无济于事，是不会去喝醉的。 

    酒既可以让人现原形，又可以让人“躲藏”起来。李白本来还是有远大的抱负，但除了一度被召入朝之外，终身郁郁不得志。纵情于酒色山水之中，花间独酌，朦胧之中，明月、吊桥、身影、青楼等幻化为同类，触景生情，惺惺相惜，遂挥毫泼墨。他的狂放不羁的诗歌大多是他极度孤寂的排遣和寄托，看上去似乎充满阳刚之气，其实却折射出诗人的内心之死。那些呈现在诗歌中种种匪夷所思、叹为观止的想象，是在酒精的催化下所产生出来的，诗人将它捕捉和记录下来，表现了他的才情，却透支了他的生命，并非什么“超凡绝俗”精神。 

    比李白还嗜酒如命的文人，大概只有个魏晋时期的文坛领袖、“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了。刘伶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酒圣”，这个超级酒鬼的人格也和李白一样，备受历代文人的推崇。有关刘伶的酒事传奇最多。唐朝李贺《将进酒》中写道：“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刘伶自诩：“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其每每外出饮酒，必带一小童背铁锹相随，告之：“死便埋我。”旷世骇俗，无出其右。 

    《古今辞典》一书，有一篇《刘伶明誓》的故事：一次刘伶馋酒馋得厉害，叫妻子预备，妻子生气，将酒壶、酒杯砸个稀烂，哭着劝他：“你喝得太多了，为了健康，你该戒酒。”刘伶说：“夫人说的有道理，现在我要在鬼神面前发誓。”妻子一听，破涕为笑，以为他要痛改前非，便匆匆供上美酒佳肴。刘伶见酒肉供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斛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端起供案上的酒一饮而尽，肉也大吃特吃，不一会儿醉倒在桌下，呼噜大作，如八戒打瞌睡。妻子见状，哭笑不得，她深知他内心的痛苦，从此便不再劝他戒酒。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刘伶每逢喝醉了酒，常常会做出一些怪诞癫狂的举动，比如把衣服裤子脱个精光，赤条条地一边喝一边疯狂地裸奔。一天，有人去访刘伶，见他如此尊容，实在看不下去，就劝阻他说：“你也是礼教中人，这等行径实在有失体统。”刘伶听了，醉眼一翻，竟然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裳，你怎么跑到我裤裆里来了？” 

    据传，刘伶常对人讲：“我什么时候得一大醉才妙。”学生们听了，就把他扔进酒缸，第二天一看，酒缸干了，刘伶坐在缸里似醉非醉地说：“你们许我一大醉，如何叫我闲坐在这里？” 

    刘伶醉酒后，还常常会形同泼皮，到处惹是生非，别人挥拳相向，他又立即下了软蛋：“我这鸡胸怎么放得下你那尊贵的拳头呢！”别人被奉承得很舒服，刘伶也就逃脱了皮肉之苦。 

    刘伶积毕生之愿写下了著名的《酒德颂》，鼓吹惟酒至尊的思想，为千古绝唱，却充分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境遇和心态。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 

    “隐士”是纵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和政治景观，“竹林七贤”只是典型而已。这些自我放逐的文士表面麻木不仁，内心却十分觉醒。与其说佯狂佯傻是中国历史上隐士中的一种时尚，还不如说是一种流氓策略。刘伶、阮稽、嵇康等人表面有滥饮、裸饮、裸奔等无耻癖好，内心却始终处于难于“觅明君而侍之”，急于入世（即入仕途）而不能的焦虑之中，于是遁世避祸，隐于酒乡，整日颂扬老庄学说，纵酒清谈，苟存性命于乱世，用自我麻醉来掩饰自己的非我。正如杜甫所云:“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悉绝”，“饮酒昏酣”,“遗落世事”。宋人叶梦得这样看待他们：“晋人多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陈平、曹参以来，已用此策……传至刘伶之徒，遂欲全然用此，以为保身之计……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梁实秋先生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刘伶“醉酒”是假，“病酒”是真。 

    表面上看，刘伶之流的嗜酒之态，既憨又痴又潇洒，也挺符合文人天马行空、百无禁忌性格特征，但酒醒之后那种加倍的空虚和痛苦，没有醉过酒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不管刘伶是愤世嫉俗，蔑视礼法，在其放浪形骸之后，透出的何尝不是一种浸入骨髓的绝望！“隐士”的痛苦之所以沉重到非醉而无法承受，就在于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醉过，他们异常敏锐而清醒地洞悉自己内心和外部世界的一切，他们酒具中满满盛装的是朝不保夕的恐惧、非人非鬼的恶心和尊严尽失的屈辱，连同酒和麻醉一起吞咽。 

    但是，话又说回来，在中国，哪里有什么真正的“隐士”？不管是“朝”、“市”还是“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哪里又有一片净土可供你“隐”？哪里都是名缰利锁，到处都是趋利避害之徒，就算你四大皆空，踏入佛门，那里面一样等级森严。无论李白、刘伶甚至古代全体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都把入世（即入仕途）当作最高人生理想，所谓“金榜题名”、“八乘大轿”（其实就是骑到劳动人民头上去）。这些所谓的隐士们依然还没有跳出鲁迅先生所揭露的国民世俗而扭曲的人格：“一为向往荣华富贵，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艳羡发迹变泰，梦想着拾包掘金，鲤鱼跳龙门。装疯卖傻，只是仕途失意，内心牢骚满腹而已。”是的，所谓“哀民生之多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类夸夸其谈，说得委婉动听，而罄竹难书、耳濡目染的案例却尽是“达则人面兽心，穷则鸡鸣狗盗。” 

    是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醉，明代陈继儒在他编撰的《小窗幽记》一语道破天机：“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 是的，如果真的超脱了，何必还像一只无头苍蝇，哪里臭就哪里飞？还要千方百计要往肮脏的仕途里面挤？碰了个头破血流之后，又何必往青楼里面跑？或者往酒罐罐里面跑？哪里不是欲火中烧？只不过一个欲望容器换作了另一个欲望容器，一个欲望通道置换成了另一个欲望通道而已。 

    我们还是看看他们的一篇最典型的自供状吧。欧阳修的妙文《醉翁亭记》被文人们广泛地引用，表明自己的淡泊、豁达和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但这篇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呢？它到底流露了作者什么样的情绪呢？ 

    宋仁宗庆历七年，欧阳修被贬官到滁州做太守。一日来到琅琊山，与一老者开怀畅谈，结为知己。后来在半山腰修一凉亭，常与人在此饮酒赋诗，并取名为“醉翁亭”。一天，欧阳修带些酒食去游山，提前赶到的友人智山久等未见踪影，便下山来寻。在“醉翁亭”外，见欧阳修醉眼微睁，面红耳赤，忙上前问道：“太守为何醉成这样？”欧阳修哈哈大笑道：“我哪是醉了？酒如何使我醉？偶有醉时，也是以酒浇愁，自作糊涂罢了。”说罢又自斟一杯，一饮而尽，稍倾片刻，脱口吟出：“ 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 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直至今日，这首诗的碑记仍然保留在“醉翁亭”。 

    中国古代“隐士”和西方古代的“犬儒主义者”看起来如出一辙，实际上南辕北辙，根本就不在一个境界。除了徐霞客这种中国历史上寥若星辰的自然科学家以外，有几个人真正做到了老庄所推崇备至的“天人合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儒家所云“修身”不过是为了“治天下”，为了“居庙堂之高”，绝非“处江湖之远”。道家鼓吹归隐田园，纵情于山水、酒精之中，也是故作潇洒！就拿儒、道领袖孔子和老子来说，他们都是在入世之路（四处跑官）上碰个头破血流之后才归隐书斋或田园的。就像一个妓女，40多岁了才毅然宣布从良，还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那也是市场经济下的迫不得已！就拿陶渊明辞官归隐来说，我看那是因为官做得太小，区区县令，七品芝麻官，做不做又何妨？如果做个知府大人呢，如果他的俸禄不是五斗而是五十斗或者五百斗呢。再说李白吧，打死我也不相信，在清醒的时候，或者在他真正受宠的时候，他敢去玩什么让高力士脱靴，让杨贵妃斟酒，让皇上灌醒酒汤等潇洒游戏。再看看中国知识分子伟大的“精神之父”屈原，到投汨罗江的最后一刻，都还幻想着楚怀王回心转意。就连中国历史上堪称“教父”的黑道老大宋江，口口声声和朝廷不共戴天，骨子里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招安”。欧阳修都已经不打自招了。无论“儒”还是“道”，他们的蛊惑都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什么情况下出世，什么情况下入世，随时可以调整，——这不是投机分子是什么？什么风骨？什么义气？不过想做奴隶而不成的那一类中国人而已。就算我胡言乱语，指鹿为马，但他们区区几人在中国拥挤不堪的官场又是多么孤独、另类！ 

    一言以蔽之，正如那句精譬的酒谚：“一切都在酒中了”，是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在山水之间，在乎心照不宣，这才是中国酒文化的真谛和潜规则。明代陈继儒在他编撰的《小窗幽记》一语道破天机：“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酒不过充当了道具，藏污纳垢，掩饰了中国文人的真相，涂脂抹粉之后闪亮登场，居然光彩照人，欺世盗名。在我看来，即使借助酒这种“魔鬼饮料”来壮阳，把李白、刘伶之类所有的中国“隐士”加在一起，和海明威、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这样的硬汉比起来，永远不可同日而语；而在戴奥真尼斯这样的“犬儒”面前，也只是一群可怜的“侏儒”。这不是历史局限性，也不完全是人种局限性，而是文化局限性。 

    诗歌在中国历史上如此繁荣，以致于成为一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写作一直有它功利化的一面，在古代写诗作赋可以当官，无数穷困文人因此成为达官贵人，吃香喝辣。所以，为了写出好诗，喝点酒算什么。“附庸风雅说”只是一个托词，什么叫附庸风雅，不过是无条件地膜拜官人的习癖。例如，唐朝的风雅是长一身肥膘，清朝的风雅是抽大烟，今天的风雅已经转化为“包二奶”了。 

    最后一点，和食文化一样，中国酒文化的畸形繁荣，归根结底，除了气候、土壤、物产等天然条件得天独厚，还和中国人生活的政治土壤密切相关，被其“催化”、“助燃”。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大一统”、“王道乐土”、“皇恩浩荡”、“万岁”、“一言九鼎”等强势语境和现实铁幕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祸从口出”，任何自由主义的苗头都是罪大恶极、自取灭亡，所以，中国蚁民们的嘴巴“口可以食，不可以言”，最大功能就是山呼万岁，被迫将兴奋点转移到口腹之欲的满足，一味追逐感官刺激和味觉狂欢，陶醉于动物层面的快乐而浑然不觉。中国酒文化和中国食文化一样，就像一朵色彩斑斓的罂粟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这片已经耕作了几千年的有形和无形的土壤中，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以其色彩的绚丽和味觉的麻痹掩饰了它的惰性、麻性和毒性。 

    所以，说酒是文化，实在是一个欲盖弥彰的阴谋。因为文人嗜酒，在文字上留下了很多关于酒的奇闻逸事，就把酒粉饰成文化，类似于霸占良家女子之后，又将她诱进洞房，用红盖头掩盖住新娘的泪痕和屈辱，于是，强奸一次是强奸，强奸两次就成了爱情，强奸N次就成了经典爱情故事。被酒精混淆了视听的外人还对其纯洁和忠贞肃然起敬，立个牌坊，皆大欢喜！ 

    另外，如果非要将酒文化拔高到“酒神精神”高度，那更是玷污了这个字眼——真正的“酒神精神”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酒神精神是极度理性后的非理性，貌似谵妄癫狂的言行后面有着理性的焦灼和拷问。即使《红高粱》里所刻意宣扬的，也完全是仪式化、概念化的先入为主，作者都没有弄清楚的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陷入“文化寻根”热潮，本身有着淘金般的狂热和功利化、仪式化的动机，作家们对于民族文化的真正面目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只需要找到“图腾”，胡乱借助某些象征性的物事和仪式化的行为，来完成对所谓“民族魂”的“招魂仪式”。为了拿到“民族魂”的“初夜权”，他们免不了“病急乱投医”：中国文明→农业文化→粮食→粮食菁华→高粱酒，这些逆向溯源、逐渐升级的关联词汇自然让他们将民族精神“浓缩”到高纯度的高粱酒里面——依然是食文化中“形象思维”、“以形补形”的虚妄。《红高粱》作者莫言本人后来也承认，当初作品里面有盲目的成份。现在看，有什么呀，无非是在张艺谋式的肉色的背景下，在空旷而茂密的高粱地里，一群“茁壮成长”的活物的精力过剩和本能宣泄，谈何“酒神精神”！ 

    如果非要将饮酒牵强附会到美学高度，说那是潇洒，是美，那也是病态之美，堕落之美，垂死之美。 

    酒，这种魔鬼液体让中国人在沉溺于味觉的同时又麻痹于神经，最终混淆了中国人的视听和理智，严重摧毁了中国人的超验思维能力。它是中国食文化中最有诱惑力和杀伤力的迷魂汤,让中国人在肉体存在和精神通途上双重迷失。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酒、酒精和酒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全部负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