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火的记忆

    前不久，老家邻居一位大哥去北京探亲，返程途经安阳到我家，因为我们是发小，挽留他小住数日。他大我两岁，身体硬朗，性情直爽，快人快语。他人缘好，但烟瘾很大，一天到晚旱烟袋不离手，塑料袋里装着当地产的“一口蒙”烟丝，一晌至少要吸20烟袋。他突然说：“二弟，家有洋火吗？给我找一盒。”这一下子把我问愣了，但马上悟了过来，洋火不就是火柴吗？我递给他一个打火机，他说那不好使，用不惯。我赶紧找出家里仅有的半盒火柴，他笑着说：“还是这用着得劲。”大哥要用洋火吸烟，使我回想起60多年前许多有关洋货的事情。

    所谓洋货，是与土造货相比而言的。那个时候我国根本没有几个像样的工厂，很多外国的商品都冠以“洋”字，比如洋布（机织布）、洋车（自行车）、洋烟（纸烟）、洋线（机纺棉线）、洋油（煤油）、洋钉（机制钉）、洋火（火柴）、洋灰（水泥）等。

    洋火与火镰。我老家周边那几个县的农民大都吸旱烟，这是历代传下来的习俗，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吸旱烟。想当年，由于家境贫寒，爷爷吸烟舍不得花钱买洋火，就采割一种青灰色的嫩蒿，晒干后搓成像食指粗细的蒿绳，用火镰打在火石上，撞出火星，点燃易燃的蒿绳，然后用嘴猛一吹蒿绳燃出火苗，点着烟，一连吸3袋才过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他的子孙们买来火柴，爷爷再也用不着火镰了。至今，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日常生活中还会不时说出“洋火”这个词语。

    洋车与怪物。我国是自行车王国，成年人几乎人人都有一辆。可在1952年以前，我们全村乃至全乡都看不到一辆自行车，偶尔进城看到有人骑着非驴非马的铁家伙跑得飞快，觉得很奇怪，一打听才知道那是洋车。想当年，我们村刚解放，驻村土改工作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把我们这些七八岁以及十几岁的男孩子组织起来，成立儿童团，在村口站岗查路条。有一天，一个穿戴整齐的青年人骑车到村口，十几名儿童团员一拥而上堵住他，看他骑的这个怪物便觉得不像好人，向他要路条。他说，你们村的村长是我姐夫，我是来串亲戚的。我们说，那不行，必须凭路条才能放行。他拿出盖有城关镇红印的路条后，我们才放他进村。他骑车在前，我们这群孩子跟着洋车跑，一直跑到村长的家门口，伸手摸一摸这个竟然能跑那么快的铁家伙，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54年年底，县乡干部在村里搞农业合作社试点，不断有人骑车来来往往，见得多了就不觉得奇怪了。1955年，我用驻村乡干部的洋车学骑车，因我个高腿长，两天就学会了。1985年，我们全家五口人每人一辆自行车，出门办事非常方便。

    洋布与粗布。现代人买衣服非常讲究布料和款式，但在60多年前，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都是我母亲用自家种的棉花纺线织成粗布缝制而成。童年时代，每当我穿上新衣服，马上就会找玩伴炫耀一番。村里有个富家子弟穿的是洋布衣服，远看很平展，近看没有皱褶，用手摸摸感到很柔软，我很羡慕。他昂着头说:“这是洋布做的。”我回家问爹娘，啥是洋布？父亲说，就是洋人织的布，咱买不起。我说：“俺娘做的衣服更结实，我才不稀罕哩。”新中国成立后，供销社在村里设立了商店，洋布逐渐普及。原来，所谓的洋布就是机器织的布。

    大哥在安阳的几天里，我们议论的大多是陈年往事，童年的事仍记得清晰。说到现在农村的变化，他大手一挥说：“好得很！二弟，咱谁能想到种地不交公粮还吃补贴！过去一到农忙时节，天天累得直不起腰，收麦种秋、收秋种麦这个时段最少忙3个月。现在是机耕、机种、机收，当天小麦装袋上秤，粮商当场收购立马变成现金，回家不误吃饭，不误看电视。家里各种电器样样俱全，出门坐公交车，有些年轻人还开着小汽车，神气得很，不比兄弟你家差！”

    大哥想孙子要回家，我问他坐哪趟火车合适，他说：“不坐火车走高速路，不到6个小时就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