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时期抽“中华”

　　在中华烟内部特供时期，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够享用中华烟不仅是一种奢侈享受，而且是一种很高的待遇。

　　据《辞海》编辑人员回忆:1958年，在毛主席的直接关心下，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前身)，次年又成立了辞海编辑委员会，修订《辞海》的浩大工程就此启动。为了确保辞海编辑工作成功，从1960年起的三四年时间里，《辞海》编纂队伍先后三次进驻外滩的浦江饭店。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全国的粮油都定量供应，浦江饭店却仍然有“四菜一汤”，还有中华牌香烟供应。可见，为了修订好《辞海》，国家可谓不计工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另据史料反映:1959年8月初，经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的推荐，从韶山作画归来的傅抱石应邀去北京，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特大型国画。合作者是岭南关山月先生。这幅画高五米半，宽九米，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空前的。为确保完成此项艰巨的任务，当时，中央有关部门为傅抱石、关山月两位国画大师提供东方饭店作为住所兼画室，并提供他们每人每天一瓶茅台酒、两盒中华烟。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在“文革”期间遭受四人帮迫害，曾被监禁达十二年之久。当时，他受到周总理的关照，允许留一个子女在身边照顾，他便把儿子杨绍明叫回了身边。杨绍明因为自己白天上班不能全身心照顾二老，于是，他就把原先任教的张三营中学自己班上的班长、已经毕业回乡务农的刘文召唤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从此，这个朴实厚道的农村孩子就与杨尚昆一家在特殊时期结下了特殊的情谊。

　　据刘文回忆:1975年5月30日，陪同大病初愈的杨绍明老师来到杨家的当天晚上，杨伯伯主持了家宴。在杨尚昆伯伯的房间，我们一老一少开始了谈话。杨伯伯递给我一支带嘴的中华烟，自己也点了一支:“抽吧，我听你杨老师说，你念书时偷着抽烟，他还处分过你，现在他就处分不着你喽!点着嘛，看着干啥子?”转眼间，生产队给我的假已经到期，我准备回家了。杨伯母派杨李姐姐到商场给我买了两套中山装，又在药店给我妈妈买了些我们那买不到的药品，绍京大哥把他上大学时戴的手表送给了我。杨老师帮着我打点行装，这时杨伯伯过来了，口里喊着:“等一等，等一等，我给刘文家里带点东西。”杨伯伯拿着两瓶泸州老窖，还有五盒带嘴的中华烟，对我说:“给你爸爸妈妈和哥哥带两瓶酒、两盒烟。本应该带瓶茅台，那一瓶你来的时候喝完了，就带泸州老窖吧。这几盒中华烟你带上，让老羊倌儿(我爸爸当时给生产队放羊)尝尝鲜儿，给你大哥、二哥每人一盒，剩下的再给乡亲们发发。国家每月就供应我一条，我自己留一盒打打牙祭。”听了杨伯伯一番热情洋溢的话语，当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这礼品太厚重了。满载着杨伯伯全家人的深厚情谊，我告别了令我敬佩、令我留恋、令我感慨的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