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华”烟

　　毛泽东酷爱抽烟且烟瘾很大， 很多时候都是烟不离手。美国作家特里尔撰写的《毛泽东传》这样评价毛泽东抽烟：毛泽东至少有60年的抽烟历史，可能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如毛抽掉的卷烟多。可以说，烟是毛泽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珍贵物品，是毛泽东一生最亲密的朋友。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烟瘾就已经很大了。长征途中，香烟严重匮乏，毛泽东就设法用树皮、稻草来代替，可见烟对于毛泽东之重要。战争年代，毛泽东吸的纸烟主要来源于国民党军队的“进贡”（战利品），因此香烟的牌号自然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毛泽东曾经戏称为“吃百家饭，抽百家烟”。在当时的情形下，纸烟的来源没有绝对的保障，因此毛泽东也抽旱烟，尤其是在下乡与农民交谈、开会时，就抽当地的旱烟。

　　解放以后，毛泽东抽了几年的“三五”牌卷烟，当时国产卷烟的质量很差，毛泽东曾评价说：现在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造的要差，要拿点好烟招待外宾，纸烟两面没有中国字， 都是外文， 很不好。要搞一种较好的烟出来，不用一个外国字。“中华”牌卷烟诞生后，中央领导人大多抽“中华”，毛泽东抽后感觉也很满意，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抽“中华”或者“熊猫”烟。在不少回忆和描写毛泽东生平的著作和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毛泽东与“中华”烟的描述。

　　五十年代初，朝鲜战场激战正酣，毛泽东最喜爱的儿子毛岸英也奔赴朝鲜前线，却不幸战死沙场。当毛泽东听到毛岸英战死的电报时，他的嘴唇抖索着，但是没有哭。卫士长李银桥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毛泽东连吸两支烟，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后，沙哑地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叹息。据说，毛泽东后来拿了一条大“中华”烟，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门，第二天出来后脸色发黄，地上全是烟头， 那条“ 中华”烟不见了。一晚上能否抽掉一条烟现在无法考证，但“中华”烟曾陪伴毛泽东度过了他一生中一个悲伤的时刻，那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抽烟也很厉害，据说一个晚上能抽两包不带嘴的“中华”烟。1959年7月，贺子珍被接到庐山见毛泽东，此后毛泽东时常挂念贺子珍，常常叫女儿李敏（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带着“中华”烟、“熊猫”烟从北京到南昌去看望她。“中华”烟成了两人彼此牵挂、联系的纽带，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北京的大门始终没有对贺子珍打开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秘密回到故乡韶山的滴水洞，有一天毛泽东神情轻松的去游泳，“他点燃一支‘中华’牌香烟，走出更衣棚，缓步来到扶手旁， 舒展了一会身体，然后沿扶梯一步一步下到水中。毛泽东在水中游动，把头抬得高高的，香烟上一滴水珠也没沾上；游了一阵， 换成仰泳，一直游到水库中间，那支烟吸完了”。在一场大风雨到来之际，毛泽东似乎难得有这样的清闲。

　　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亲密战友加兄弟，中国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给予了这些战友与兄弟经济上的慷慨援助，其中少不了要送“中华”烟。而“中华”烟也深受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喜爱。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晚年身体不好，毛泽东就安排他到中国的黄山、西湖去休养度假，要求有关部门长期提供胡志明喜欢抽的“ 中华”牌卷烟。阿尔巴尼亚的最高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曾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恩维尔霍查还说，他喜欢毛泽东，毛泽东抽“中华”香烟，我也要抽“中华”烟。于是中国政府长期供应恩维尔霍查“中华”卷烟。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抽“中华”烟，还常常拿“中华”烟招待别人。他的侄儿毛华初有一段回忆这样写到：1962 年您通知我到上海见面。在九江饭店9楼的小会客室接见我时，您拿起茶几上的一盒“ 中华”香烟，取出一支要我吸，我不会吸烟谢绝了，您却将这支烟放回原盒内。您说：“你不吸我吸。”却从自己衣口袋里拿出另一盒“中华”烟，用手分别指着两盒烟说：“这盒烟是公家的，是招待客人的；这盒烟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我吸自己买的烟。”一支香烟是小事，但反映出毛泽东的崇高品德， 公私分明，两袖清风。

　　2003年12月18日，《领袖家风》展览在北京开展。1300平方米的展馆分成8个部分，陈列布置了200多张毛泽东的老照片。展厅后部陈列着菊香书屋里的复制品：毛泽东批改文件用的写字台上，还放着毛泽东用过的文具和烟缸，就连毛泽东抽过的“中华”烟的烟盒都在。那红色的烟盒有点皱缩，似乎是毛泽东抽完这盒里的最后一支烟后，不经意间用手捏了那纸盒一把，把它放在了书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