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烟捐的消亡

　　1921年10月以前，卷烟税收收入为各省自定，大多列在厘金、销场税、落地税之内，征收方式或招商包缴或由税局征收，收入很少。纸烟捐开征后，经烟酒事务署与各省协商，以前征收的卷烟税厘一律取消，原有收入由烟酒事务署核定数目，由上海纸烟捐务总局按年拨还。当时确定的拨还数目为：江苏省3万元、山东省4万元、山西省4.8万元、江西商捐局及保商局9000余元、鄂豫货捐局1万余元，其他各省则根据需要确定。其中以直隶省为最多，原定年拨10万元，后来加到30万元，由天津纸烟捐分局照拨。以前由商人包缴的，根据商人承包的剩余期限，酌量拨还所受损失。各省纸烟捐统一由上海纸烟捐务总局征收，最初预算全年收入为：出厂捐140万元，2.5%统捐268万元，雪茄烟捐5万元，共计413万元。而实际收入为：出厂捐120余万元，2.5%统捐140余万元，低于预算。原因主要为捐率低、通商口岸免税等。尽管如此，北洋政府税收收入年增300万元，为数可观。
   
　　但是，由于英美烟公司把中国自行开放的商埠（自辟商埠）混同于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扩大税捐特权；另一方面因《纸烟捐征收章程》规定的税率过低，免税区域较广，而且8年不变的期限过长，于是，国内各地方当局纷纷开征卷烟特税。为此，英美、花旗、大美、东亚等烟草公司以此做法违背条约为名，极力反对，各国公使也纷纷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迫于压力，北洋政府烟酒事务署函电各省，停止征收卷烟统税，但是未能收效。同时，各烟草公司要求扣抵纸烟捐，北洋政府税收收入受到影响。几经交涉，上海总局答应先扣一小部分（每月约几千元左右），其余仍然如数上缴。由于当时地方军阀拥兵自重，政府税收虽有增加，却多为地方截留，而且纸烟捐征收机构开支较大，因此，1924年，烟酒事务署以纸烟捐征收机构开支过滥为由，限定每年经费不得超过30万元。1926年至国民政府实行卷烟统税期间，由于政局动荡，收支紊乱，预算、决算形同虚设，收入不详。
　　
　　1925年春，英美烟公司提议加征保护捐，作为各省取消特税的抵补。烟酒事务署原议定保护捐率为12.5%，租界、通商口岸一律照缴，但遭到英美烟公司的反对。经双方协商，最初提出加征2.5%，再经交涉，同意加征5%，征收办法及分等估价标准全部按照2.5%统捐办理。保护捐的印花分7等，由烟酒事务署印制，发交英美烟公司使用，每月按各省贴用之数，函报总署。缴纳保护捐后，各省征收的其他捐税应在保护捐内扣抵。经过几次协商，1925年3月，全国烟酒事务署与驻华英美烟公司续订声明书4条，即第12条至第15条。由于《续声明书》所定税率低于各省实行的税率，当烟酒事务署致电各省征询意见时，中国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反对。1925年8月11日，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反对烟酒事务署与洋商签定的《续声明书》，指出中国尚有内地主权，得以自由征税，不能与外国有任何协议。随后，上海总商会于8月14日通函各省总商会联名反对《续声明书》，江西南昌总商会、河南省卷烟特税总局、湖北省政府、山东卷烟特税总局、江苏省立学校联合会等纷纷呈文通电响应。时隔一年，政局改变，保护捐并未施行，纸烟捐也由此消亡。